这是一种“贡品”。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，马铃薯便因为易种植、产量大、淀粉含量高等优势，风靡欧㊣洲的餐桌，为解决各国的饥✅荒问题立下汗马功劳。

　　16世纪，随着荷兰人进驻台㊣湾✅设立据点，多次派使节入京，这种黄色的土疙瘩，便来到了中土，样子虽像芋头，但口感比较一般，改名为“土豆”，成了㊣皇家贡品。

　　但晚明的皇室贵族们，根本瞧不上这种貌不惊人的农作物。而这种白色的花，也被万历皇帝认为不祥。很快，作为“贡品”的马铃薯，便遭嫌弃，被发配到了菜户营。

　　明朝的菜户营可不是一般的机构。根据《北京百科全书》记载，菜户营是为皇家种菜的专业农人的聚落，归上林苑嘉蔬署管理。因此，菜户营里几乎云集了当时全天下最会种菜的一群人，而他们生产的蔬菜瓜果，最后大都流入宫廷，供帝后享用。据此可知，最早吃到马铃薯的中✅国人，应该还是晚明的皇室贵族们，虽然他们打心底里看不上这种外来作物。

　　崇祯年间，太监刘若愚在他所著的《酌中志》中有关于皇宫饮食的记载：“辽东之松子，苏北之黄花、金针，都中之土药、土豆，南都之苔菜，武当之鹰嘴笋、黄精、黑精…✅…不可胜数也。”换言之，经过数十年的培育，曾经不堪入口的马铃薯，已经成了京中少有的能拿得出手的“特产”了。

　　《中国气象史》记载，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小冰河期。所谓“小冰河”，最明显的㊣特点便是天气骤然转寒，且持续的时✅间相当长。根据竺可桢推算，中国的第四次小冰河期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之间。其中，万历至崇祯年间，这种极端气候引发的次生灾害最✅为严重。

　　到了崇祯末年，极端气候引发的旱灾几乎席卷了明朝四方，其中，河北的顺德府、大名府、河间府，相继暴发因旱灾引发的疫情，“至一夜之内，百姓惊逃，城为之空”。而旱灾㊣最严重的㊣陕甘等地，大小旱事、蝗灾竟持续了15年㊣之久。

　　如果明朝的统治者有先见之✅明，意识到马铃薯不仅是“贡品”，还是度过饥荒的“功臣”，大力推广种植，这场因饿肚子而起的动乱或许能消弭于无形也未可知。但明朝之于马铃薯，错过了便永远错过了。

　　清朝时取消了明朝的皇室饮食供应系统，原先替皇家种菜的“菜户”们瞬间沦为了平民。伴随着㊣菜户身份的变化，马铃薯等一批原先仅供给皇家的蔬菜瓜果，通通被贬“下凡”，逐渐登上老百姓的餐桌。

　　虽然，京畿一带的百姓此时已能吃上马铃薯，但它毕竟是旧时皇家贡品，与小麦、水稻等主食相✅比，马铃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。

　　从1663年至1792年，荷兰的传教士、官方使㊣团前后五次来华。由于马铃薯富含维生素C，对当时海上船员易犯的坏血病具有很好的预防作用，因此，使团成员来㊣华时，船上必备马铃薯。马铃薯随着使团的脚步，流向途经的南方沿海城市。从此，在北方被称作“土豆”的马铃薯，在南㊣方又多了一个“爪哇薯”的名字。

　　此时，中国的人口正在经历一轮爆炸性的大增长。康熙、雍正两代帝王为安抚中原百姓，实行“盛世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”和“摊丁入亩”的政策，这在客观上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助力。据统计，在雍正之后的乾隆㊣年间，中国人口呈直线上升趋势，短短半个世纪内，全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.43亿人激增到乾隆五十九年的3.13亿人，增长一倍✅✅有余。

　　人口激增，导致整个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幅上升，进而导致了人地㊣矛盾的进一步激化。这为乾隆时代粮食短缺、米价哄抬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为了糊命，缺粮少食的百姓只能铤而走险，与富商大㊣户、官府对抗，抢米占粮。由此，全国各地抢米风潮接连发㊣生。

　　面对粮食短缺引发的社会动乱，乾隆帝显然不想重蹈明末覆辙，于是决定放松户口管理，鼓励百姓迁移开荒。在此背景下，马铃薯也开始了“攻城略地”的历史进程。

　　乾隆三十七年（公元1772年），朝廷提出“永停编审”，户口✅管理松动，自耕农有了自由迁徙的机会。人口的增长和流动，使得社会对垦荒增粮的诉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
　　此前仅在京津一带小范围种植的马铃薯，因淀✅粉含量高、可果腹等优势，此时一跃成了迁徙百姓的主粮。

　　由于马铃薯耐寒耐旱，跟随来自天南地北的开荒者，其种植也播撒到全国，落户于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云南等地。

　　原来，马铃薯一年至少可以种两次。一般在每年三四月份种下，夏季八月即可收成，并且亩产量可高达一吨。要知道，同时期北✅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，而南方即便有两季稻，全年亩产也不过五六百斤。

　　可以说，高产的马铃薯，救了不少中国人的命，也改变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饮食结构。至此，马铃薯在传入✅中土✅两百多年后，终于为中国百姓所接受和依赖。

　　随着老百姓对马铃薯的主食依赖性越来越强，进入19世纪中叶，在“土豆”的称呼之㊣外，人们又给它取了山药蛋、阳芋、地蛋、地豆、番仔薯等符合各地特色的中文名。

　　作为吃马铃薯长大的嘉庆二十二年（公元1817年）科举状元，河南人吴其濬在他的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第一次完整记录了马铃薯的种植方法和食疗功用。

　　纵观中国历史，尽管百姓吃饭在清末乃至民国时㊣代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压力，但对于一向抱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人而言，马铃薯的育种与选种一直是扭转这种民生劣势的重头戏。

　　作为中国最早的农业期刊《农学报》创办者，罗振玉在1900年便主张从欧美引入优良薯种，设立种子田，“俾得繁殖，免远求之劳，而收倍蓰之利”。这为国内✅马铃薯育种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。

　　尔后，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国人引种的双重影响下，中国的马铃薯出现了白皮、黄皮、红皮、紫皮等数种耐寒品类，并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亩产高峰农副产品。据唐启宇先生统计，单是1936年一年，全国马铃薯总产量便高达25亿公斤。充足的马铃薯产量，为那个饱受战争与饥荒双重打击的年代，带去了生命的“薯光”。

　　1951年，农学家㊣杨鸿祖在18个品种的马铃薯杂交种子中，发现了8个对田间晚疫病具有抗性的品种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马铃薯出产量最大的国家。许多专家认为，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加，未来世界出现粮食危机时，只有马铃薯可以拯救人类。为此，中国也率先启动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，使得这一舶来中国四百余年的农作物，与稻米、小麦、玉米共同跻身中国四大主粮之列。